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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 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台北本"有十九，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西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别。《卢沟运筏图》一直被学术界视作元代风俗画，描绘的是元朝初年营建大都城时通过卢沟桥运输建筑木料的场景。本文对这幅画的时代与内容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画中描绘的实际上是明初于卢沟桥设立竹木抽分局之后的商业景观，画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宫廷画家；此画的绘制可能与1444年太监阮安主持的卢沟桥重修工程有关。游艺，即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汉画中的游艺图像折射了汉代游艺的内容与流变，体现了汉代社会的游艺风俗，反映了汉代人兼收并蓄、博大包容、崇勇尚武、重礼守节、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颍川荀氏自东汉兴起，历经东汉末年的鼎盛，至曹魏、两晋时期。这一时期，凡史书中所载的荀氏家族中显要人物的籍贯，皆出自颍川荀氏。荀岳墓志的发现，不仅为考古工作者堪查晋文帝的崇阳陵了重要依据，同时成为记载荀氏家族重要的文献补充，对于研究西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新的佐证。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根基，是博物馆完成使命、实现宗旨的根本所在。藏品不仅是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价值更具有多元性，在收藏过程中更应关注其文化层面，保证藏品的真实性与来源合法性。本文大致分为两部分：部分为《皇宋中兴圣德颂》简介与碑文见疑及分析。此碑是国内仅有的一处与颂南宋"中兴"有关的宋代原刻摩崖。由于它处于瞿塘峡绝壁之上，不得迫近，世上亦鲜有拓片流传， 承建之初，将其搬迁至三峡博物馆，遂得以示之众人。它对书法史、金石学、宋代文学及人物研究均有重要价值。三峡博物馆胡昌建先生曾对此碑过研究，但经仔细比对，现有几处存疑，结合《奉节县志》及文意，对胡先生所附碑文提出疑义并予以阐释。第二部分为碑文书法艺术分析，通过对比以让学界认识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此摩崖书法融汇颜真卿之伟岸博大，苏轼之清雄，晋书之逸韵，北碑之遒健，褚遂良之灵动，欧阳询之峭拔，是宋代罕有的碑刻珍品，有着很高的艺术地位。在刻帖风行、碑刻罕有的宋代，此碑文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在宋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宋代楷书中的上品，相信必将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旧地契是封建社会土地的法律依据，是古代土地的真实记录载体。洛阳地区出土的清代地契大多保存完好、记录清晰，标明了土地的面积、坐落、出让条件，不仅是地权的有效证明，也体现了 意志和法律的重要性。对这些地契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清代土地的种类、价格等相关问题，对还原清代洛阳附近土地的真实原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考古与博物工作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活动面相之一，这段历史在考古史上还较鲜为人知。从传教士考古活动的动机、形式、内容及结果等方面来看，它们是由传教活动的"副产品"发展为专业性的考古工作。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其成就，对于推动华南区域考古事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考古与文博史上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战国楚墓出土的遣策所记各类器物名称中，有许多对丝织品和衣物服饰的描述。本文以楚简遣策记载为依据，结合古文献学考释成果，并与楚墓中发现的纺织品文物相印证，以期探讨辨识战国时期绢、锦、绣等织绣品种和紫、丹等染色字词及其具体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