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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河南博物院28年6月至8月观众调查信息进行阶段性统计和初步分析，讨论和研究在博物馆免费放的新形势下，博物馆教育功能延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8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北宋中期宰相富弼夫及其家族墓地，墓地规划整齐，排列有序，层次分明。随葬器物除墓志外，仅出土有少量遗物和壁画。其中富弼墓志方1.41米，碑文近7字，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文辞优美，书法兼备楷、行、篆、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新民主主义时期，各根据地根据不同需要，先后发行了6余种公债券，以信用形式向人民群众举债。湘鄂西省苏维埃水利借券是目前所收集到的根据地 早发行的公债券实物。年入夏之后， 遭遇了数十年罕遇的洪灾。由于国民党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河湖堤垸的修整，造成堤坝年久失修。湘鄂西根据地大面积地区受灾，民众生产和生活极其困难。洪灾过后，为了救济灾荒、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湘鄂西省苏维埃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堤运动，并专门发行了3万元的水利借券，以补充修复溃毁堤坝所需的经费。同时，通过各项决议案来大力鼓动推销水利借券。在当时根据地损失惨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水利借券对于苏维埃筹集水利资金、恢复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 博物馆藏券特征以及相关史实，对此种公债券的发行略作考述。河南灵宝新出的张须陀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隋末名将的家族世系以及其仕宦经历、婚姻以及在荥阳战殁后的情况，可以补充《隋书》、《北史》张须陀传记记载的不足，具有较高史料价值。1年3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乡市西环路河南全顺线材有限公司新建厂区工地上发掘一座大型砖室墓，经现场后，共出土遗物45件，有陶壶、罐、猪圈、铜车马饰件、半两钱、五铢钱、剪轮五铢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该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河南府文庙建筑群位于洛阳市老城区东南隅文明街中段，系明嘉靖六年在宋代府儒学搬迁旧址上修缮和扩建而成。其中的戟门、大成殿两座木构建筑在明代修建过程中，仍保留有早期建筑构造和法，其建筑构造特征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木构建筑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窣堵坡"与木构重楼结合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楼阁或木塔已没有实物保存，人们仅能在考古出土的汉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和石刻壁画中对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对考古发掘的佛塔遗址的复原研究。本文通过对5-6世纪北魏平城思远寺、龙城思燕寺、洛阳城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个时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结构的异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为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建筑的发展演变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本文探讨对象为玉、石器大型钻孔技术，此技术很有可能与辘轳轴承器的发明有关，本文将通过实验考古等方法，复原古代钻孔技术所使用的轮轴机械及动力系统。咸阳出土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魏故南秦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为研讨西魏北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史成氏家族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样式也足以见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史成君和他的两位胞弟、一位堂弟和一位侄子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此见证族源为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譬如碑文所记中坚将成尊和领"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要战事，适可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说，故关于"六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值得留意的就是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墓志书法中 为峻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与主流样式。为了解河南博物院藏三件青铜器的保存现状和腐蚀特征，我们应用激光拉曼、偏光显微等，对青铜器上的锈蚀样品进行了观察分析。结果表明，其中两件青铜器上存在有氯铜矿，即有害的"粉状锈"。同时说明科学仪器分析方法是了解青铜器腐蚀特征的一种有效方法。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外镇中留后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