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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2-15 01: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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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昌邑陆续发现6件康熙帝赐江西巡抚张志栋御书刻石，集中反映了康熙帝书法成熟期的基本面貌，同时发现的张志栋《谢恩表》拓本，详细记载了相关御书的颁赐经过，可补文献之不足。江苏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位于相对独立的小山头上，共发现墓葬9座、陪葬坑1座、建筑遗址1处等。综合墓葬形制、陪葬品、布局、等级及相关设施等内容，该墓地应是以主墓为核心，包含多个内容的一处规划有序的汉代墓地，推测可能为西汉中晚期与楚国有密切关系的某一列侯的家族墓地。新发现的明《徐孺人顾氏墓志铭》是一方重要的实物文献，它了关于金陵徐氏家族和他们后代的诸多信息。此外，这方墓志铭是研究书丹者俞纲和刻工杨林艺术成就的 的作品。明代初期一系列的社会状况在这篇墓志铭中也有所表现。二里头时代牙璋是 政治制度一种物质的象征。近半世纪以来，有关夏商阶段牙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无可否认，过去学界基本是集中对牙璋年代、类型学对比等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重视牙璋细部的分析。我们认为，牙璋局部特征的辨识，对牙璋体系的论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希望为牙璋研究方 一个新的视角。综合东亚地区出土牙璋分析显示，二里头VM3∶4牙璋在南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西南金沙所见影响是直接的，在东南地区大湾、虎林山则是间接的波及。二里头牙璋在南地区的复制，可被视为原生 向次生 波及的一种表现。我们相信通过二里头牙璋等实物，足以论证夏王朝政治理念的实践，也是东亚广域 起源的关键。今后除了寻找夏王朝同时期的文字证据以外，考古的遗迹和实物对夏王朝的实证，同样具有科学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国博藏战国错金干支仪，1959年入藏历史博物馆，原在通史陈列中展出，但鲜为外界重视。作者 近对这件器物了考察、研究。首先，通过仔细观察，对它的尺寸、形制、铭文、使用方法等，一一了细致描述。其次，将这件器物与战国墓和汉墓出土的干支筹进行比较，认为此器铭文与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出土的干支筹字体 为相近，应属同一国别，即战国时期赵国的器物，属于三晋系统；而出土汉代干支筹的字体则可能属于新莽前后。 ，讨论了干支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这件干支仪设计精巧，类似 箱包上的密码锁，比干支筹更适合推算时日，而且非常罕见，对科学技术史和战国秦汉社会风尚研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日俄战争后，日本始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渗透。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野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得东北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反日救国的良方。九一八事变前，以杜重远为代表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倡导实业救国，挽救 危亡。杜重远创肇新窑业公司与日本的陶瓷企业竞争，挤垮了日本的陶瓷企业；他还领导奉天商民声援拒日临江设领的斗争，迫使日本撤销了临江领事分馆。以阎宝航为首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以奉 督教青年会为基地，创立各种爱国团体，展抵制日货斗争；同时，兴平民教育事业，宣传教育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到关内，其对日斗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他们的斗争不仅仅停留在反日爱国阶段，而是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们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东北各地抗日义勇，掀起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 。三观村遗址是一处以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宝墩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墓葬、房址、卵石堆等，出土了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属宝墩文化一期。十二桥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窑址、灶、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小平底罐、敛口罐、矮领罐、簋、瓮、尖底杯、尖底盏为主，属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11~212年，邺南城南郭城区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发现了寺院中轴线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东南院的中轴线大型建筑基址等。在邺南城东郭城区还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数千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邺城作为6世纪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6年4~7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对枣树沟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先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为研究先周文化了一批新；对于探索古"豳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收集了现存的饰有"月梅"或"枝梅"纹的出土和传世的多种材质手工业品，兼辅以绘画和文献等，以极富诗情画意的"月梅"装饰题材为切入点，探讨在市民经济极为繁荣的背景下各种文物制度所形成的大的时代审美趣味和装饰艺术特色，继而由物及人、由小见大地管窥其时代的精神风貌。历代刻帖费时费力，而在明代私人丛帖中风气之先的《停云馆帖》，却并列了三个版本的《黄庭经》，一个是作为对王氏法书的收录，一个是作为文氏自家书法成就的体现， 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黄庭经》残本。这不仅体现了文氏父子对于书法传统的钻研与继承、对金石趣味的体会与拓，以及对人生幻灭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融入并引领明代中后期艺术潮流的一条独特途径，这是文家父子绝不亚于其绘画成就的文化贡献。对这个案例的探讨，有助于将文氏父子三人的艺术行为加以整合，通过金石学的桥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离于近乎分别书写的书画与篆刻领域，进而对明代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典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路径的分歧与前景曾引起过一些争论，而本文的论题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学术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属于典型的精英艺术，另一方面对于残本的兴趣却将传统艺术史的视野带向了更宽广的领域。